管道破损导致自来水漏水数月 记者多次联系水务集团终修复

新闻媒体代表，学者或者公益组织相较于用于商业用途的信息公开申请而言更容易符合费用减免的标准。

那种捏造事实并传播出去、以贬低他人名誉的行为，才可能构成诽谤罪。如何理顺法院外部的体制关系，法学界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改革方案。

这段话说明，包括批评权利在内的民主权利不仅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而且还具有维护其他宪法权利的制度性价值，应得到更大的保障和发展。实际上，我国法律并非没有规定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原则。那么，在结果犯中，诽谤罪属于哪一种情形：危险犯还是实害犯？[9]日本学者大谷实认为：（侵害名誉罪）是抽象危险犯。这一条有关公民批评权利的规定可以看作是特别规定，与第35条有关表达自由的规定之间可以理解为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之间的关系。这样即使最后判决罪名不成立或裁定终止审理，也使批评者遭受了诉讼的困扰。

在利益衡量中，人们普遍认为，为了民主监督的需要，相比普通公民，可以在更大程度上限制国家工作人员的名誉权。在这里，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体现的是故意的主观状态。重视调查前后的权利保障—被调查对象陈述、申辩、申诉的权利。

这种调查权甚至构成了行政监察机关的特色权力。（一）关于检查和调查的职责《行政监察法》第18条全面规定了监察机关的具体职责，其中关于检查和调查制度的表达，首要的是明确：（一）检查国家行政机关在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和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中的问题……（三）调查处理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它人员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罗传贤：《立法程序与技术》，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版，第300页。程序是一体两翼有序展开的保证。

【注释】[1]对此可参见马馼：认真学习贯彻新修订的行政监察法，进一步提高履行行政监察职责的能力，载《中国监察》2010年第16期。[16]参见罗豪才等：《软法与公共治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88、 89页。

如对公务员行为的合法性监督，主要由人力资源部驻各部的纪律检查委员和行政行为实施人的直接上级共同承担，如果行政行为违法，上级要负连带责任。[9]杨海坤，郝益山：关于行政调查的讨论，载《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2期。行政机关的经济往来一律实行转帐制，由银行控制。大致说来，软法规范主要有四类形态：一是国家立法中的指导性、号召性、激励性、宣示性等非强制性规范。

公务员的行为超出了行政监督的范围或者触犯了刑律，即由司法部反贪总局驻各部的监督员负责调查，由驻部检察官向民事或刑事法院起诉。此外，《行政监察法》第18条第（2）项受理控告、检举，第（4）项受理申诉和第（5）项受权履行职责，均突出了在相应情形下开展监察工作的接受性或曰被动性，监察机关受理后，就由检查和调查制度一体发挥作用了。对于理论基础问题，由于当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并不充分，因而应当从两个层面加以完善：一是从国外较为成熟的研究成果中汲取借鉴。[4]尽管作为工具或手段意义上的行政调查与行政检查可能存在着交叉关系，通过调查的检查与通过检查的调查的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成立，[5]但是作为制度意义上的行政检查与行政调查仍须明确其性质与功能差异。

第二种是行政主体基于行政职权依法对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相对人）是否遵守法律、法规、规章的情况进行了解的行为。三、《行政监察法中》行政检查和行政调查制度的具体适用在新修订的《行政监察法》中，调查和检查制度的存在具有深厚的理论根基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二者是适应当今社会行政法制改革和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具体体现，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我国政府在内部监督层面的力度越来越大，操作日渐规范，对于形成良好监察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四种是行政主体对行政相对人信息了解和情报收集的行为。这种步骤式规定既明确了监察主体的操作流程，又使相对人有了合理预见和程序抗辩。

两者在内涵上稍有区别，检查针对的是国家行政机关，调查针对的不仅包括国家行政机关，还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它人员。[14]同时，美国的行政调查虽然广泛适用，但有明确的权限授予和规范严格的调查程序，行政机关主动开启调查程序也要受到多方面的制约。任命单位有权对公务员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并对其职业过错予以处罚。在研究其理论渊源时，则要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但这些方法必须做到综合而不是孤立适用，才能做出全方位的分析。行政检查制度和行政调查制度不仅是《行政监察法》规定的基本制度，而且关联着公共权力、公民基本权利、政府治理、行政行为等宪法和行政法学核心因素，关联着执法、廉政、效能等行政监察工作热点，关联着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理论范式，同时，这一研究既能借鉴又能丰富行政检查、行政调查方面的理论成果，成为行政法学的理论增长点。两翼是一体的分工，各司其职。

[8]侯勇：论行政检查，载《山东审判》2001年第6期。而检查可以作为调查的先导乃至线索来源，但与检查对象的对抗性是不突出的，因此检查措施无需凸显强制力。

最后，作出监察决定或者提出监察建议。在美国，行政调查的主要目的是制定行政规章、颁发行政许可和行政裁决

第一，宪法保障一般意义上的言论表达自由。把动机看作基本情节，以此为主要标准来定罪，不符合现代法治精神。

它可以用这个公式来表示：诽谤言论的可信度＝诽谤者的社会信誉度／诽谤对象的社会信誉度×诽谤性言论的捏造水平在诽谤性言论的捏造水平不变的条件下，诽谤者与诽谤对象的社会信誉度的比值愈大，则言论的可信度愈高，反之，二者的社会信誉度比值愈小，言论的可信度愈低。它忽略了一个重要的条件，即言论损害后果的发生是以人们相信它为前提的。对于某些行为，适用民法和行政法还不足以惩戒加害人，起到预防的效果，才考虑适用刑事手段。只有当保护的法益相当重大，例如国家安全、社会和政治制度的稳定，才设立行为犯。

[6]对于民事诽谤行为而言，言论内容的特定指向或受害人的特定性，是其构成要件之一。这种制度立场就是，在因公民批评所引发的诽谤罪案件中，在制度规定的含糊不清之处以及实际运作的裁量余地，刑事司法权力的行使应当有利于限制诽谤罪的成立和保障公民的批评权利。

有些诽谤案件，控诉人证明不了涉讼言论的虚伪性，被告人也证明不了涉讼言论的真实性，这就成为所谓的疑案。只有通过改革完善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体制机制，公民的批评权才能获得切实的司法保障。

但是如果甲负责实施捏造行为，乙负责实施散布行为，两人分工配合，则构成共同犯罪。笔者以为，自诉人履行证明责任的过程可以分两个步骤，在审查起诉阶段需要提供前述(a)(b)（c）三方面的证据。

这一区别类似于罗尔斯对自由与自由价值的区别。这一引申尽管在逻辑上并不困难，却往往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考虑到诽谤言论的可信度，有关衡量损害后果的公式调整如下：损害后果＝言论的诽谤性×扩散范围×言论的可信度公式的特征是简洁明了，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却可能具有遮蔽性和机械性。但是，即使捏造事实诽谤他人，也并不必然成立诽谤罪。

他人是何人？现行刑法条文中有多处他人，有的指自然人，有的指法人和其他组织，有的则兼指这两种含义。这种故意包括直接故意不必说，是否包括间接故意呢？从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刑法表述中可以看出目的性因素，捏造事实的目的在于损害他人名誉，诽谤者希望并追求这一危害结果的发生。

笔者以为，所谓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可以理解为诽谤行为导致出现了刑法所规定的危害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例如刑法第六章第一节扰乱公共秩序罪所规定的犯罪行为。尽管单看诽谤一词，既包括故意也包括过失的主观状态，[7]但是刑法把捏造事实与诽谤他人结合起来规定，把捏造事实作为诽谤他人的方法，而捏造事实总是故意的，那么诽谤他人就是故意的了。

显然，在体制方面，这些案件暴露出司法独立性不强的弊端，这也是此类案件屡屡发生的根本原因。人的名誉固然重要，但是似乎还没有重要到国家法益的高度，而且名誉的损害是可逆的，判决诽谤罪成立，就可以把被害人的名誉恢复到受损以前、甚至比受损前更高的水平。